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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唯物史觀中的隱喻表述
      2020-08-18 17:11:0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姚遠

      隱喻是比喻的一種,不僅屬于常見的修辭形式,而且承載著一定的理論模型。由于沒有使用“如”“像”“似”之類的措辭,人們有時根本察覺不到隱喻的在場。但如果深入研究,我們會意外發現隱喻經常居于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思想的中心。例如,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采取了生物學隱喻,意味著社會要經歷(不同于無機界的)生長或發展的過程,統一的生命力滲透或協調著社會整體。每種隱喻都會通過類比思維確立一定的理論傾向或想象世界的方式,在不知不覺間左右著我們的視野和立場。隱喻的影響力如此深刻而又如此隱蔽,不可不加以問題化處理。恩格斯正是使用隱喻的大師,在他關于唯物史觀的諸多經典表述中出現過多處隱喻,但先前關于唯物史觀原理的討論很少觸及這一層面,無論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者抑或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皆如此。

      《反杜林論》創作于1876年至1878年。恩格斯在這部得到馬克思密切參與的著作中指出:“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逼渲?,“結構”“基礎”“設施”“上層建筑”等術語,全都清清楚楚地指向建筑隱喻。事實上,建筑隱喻在當代中國話語中比比皆是,例如“建設”“構建”“建構”“共建”“重建”“支撐”“援建”“搭建”“改造”等。這樣的語言學事實與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息息相關。恩格斯的前述引文是在重申馬克思于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且在1867年《資本論》德文初版第一章加以抄錄和辯護的一段經典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憋@而易見,兩人的建筑隱喻表述都肯認了某種上下組合的空間關系,都把法擺在政治之前,即暗示法比政治更加靠近上層建筑的基礎部分(即經濟結構),都談到了觀念形式或意識形式以及它們跟經濟基礎的密切關系。

      但若仔細核查就會發現,兩種措辭在明顯的相似性之下潛藏著微妙的差異。在此,一如在其他許多場合,恰當的對比分析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雙方觀點。第一,馬克思原先用的是“ein juristischer und politischer überbau”(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它是單數形態,以不定冠詞引導,比較強調法律和政治的一體性,亦即法律和政治共同構成一整棟建筑。而恩格斯寫的是“der rechtlichen und politischen Einrichtungen”(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或譯“法的和政治的設施”),以定冠詞引導,是復數形態,更加強調構成要素內部復雜多樣的狀況(雖然恩格斯的“上層建筑”也是單數“überbau”)。第二,契約關系、財產關系、婚姻關系、家庭關系等都屬于法的設施或法的關系,它們可以獨立于成文法或判例法的存在而存在。例如,并非所有國家都有成文的《婚姻法》,但依舊存在著基于各地風俗的婚姻關系。但它們此時還不能算作法律上層建筑(更準確地說,上層建筑中的法律部分),反倒與經濟領域密切交疊。第三,馬克思實際上是分開表述社會意識形式與上層建筑的,而且適應關系和上下空間關系也有微妙區分。這意味著如下問題的答案并不十分明朗(這種模糊性顯然是馬克思有意留下的,因為他完全可以不這樣表述):社會意識形式究竟是不是上層建筑?如果是的話,它構不構成法律政治體系之外的另一上層建筑?恩格斯則明確認為“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同屬上層建筑范疇,而且“觀念形式”(Vorstellungsweise)前面沒有“一定的”(bestimmte,亦譯“被規定的”)和 “社會的”(gesellschaftliche)這兩個修飾詞。也就是說,恩格斯對上層建筑作了擴大解釋。這一做法可能涉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提到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但馬克思在這處表述前面添加了不容抹除的限定語,即“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正是這一功能表現出特定觀念的意識形態性質(并非所有觀念都屬于他所理解的意識形態)。第四,馬克思的建筑隱喻表述沒有直接宣明適用范圍,只是通過句子的時態暗示唯物史觀原理的一般性。恩格斯則清楚地面向“每一時代”和“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情況,而且將馬克思在下文中以“隨著”(mit)來呈現的時間先后次序,調整為準因果關系的“說明”(erkl?覿ren)。

      恩格斯在晚年(19世紀90年代)的書信中,對唯物史觀作出若干補充。正是這個新版本成為馬克思主義陣營的正統信條,并擔當后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推陳出新的理論起點。由于觀察視角和文章篇幅的限定,這里不能探究恩格斯書信里的全部思想精華,僅能從隱喻角度說明他的理論發展。恩格斯寫道:“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薄坝袩o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薄翱偟恼f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并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薄敖洕P系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币陨线@些語段的內容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此處毋庸贅言。令筆者感興趣的是,恩格斯在維持本來的建筑隱喻的同時,(不知是否有意地)引入了其他隱喻表述?!跋嗷プ饔谩薄胺醋饔谩薄昂狭Α钡戎赶蛄W隱喻,“反映”等指向光學隱喻。不僅如此,恩格斯還將這三種不同性質的隱喻交錯搭配,以便彌補唯物史觀先前的死角,重建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基礎。

      總體看來,恩格斯的補充是比較成功的,因其基本能夠回應當時業已出現的挑戰,即經濟主義的指責。然而,單從隱喻的角度看,一方面,恩格斯向唯物史觀的隱喻概念系統注入新元素,可以為其開拓新的思想方向(這也是理論建構型隱喻的題中之義)。另一方面,這可能引起兩個問題:第一,建筑隱喻原本容易呈現的僵化而刻板的形象,會由于力和光的原理的客觀必然性而加劇,特別是在后世學者斷章取義、罔顧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立場的時候;第二,力學隱喻和光學隱喻在性質上終究有別于建筑隱喻(根據一種可行的解讀,建筑隱喻沾染了強烈的人為建構色彩),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隱喻概念之間的連貫性問題。筆者在此僅限于指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主導選項始終是建筑隱喻,只不過恩格斯相對而言樂于和慣于補用物理隱喻。于是,馬克思主義在保持內在統一性的同時,也就有了多方面發展的可能性。恰如伯恩施坦所言:“應當用那些信來補充最初的定義。理論的基本思想并不因此喪失它的統一性,但是理論本身的科學性卻提高了。它有了這些補充才真正成為科學的歷史考察的理論?!?/p>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馬克思法律思想的法國淵源”(17BFX 16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暨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

      (轉載需注明來源:江蘇智庫網)
        編輯:蔡陽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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