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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賡續“講話”文脈 開啟文藝新征程
      2022-05-12 10:33:00  來源:“學習強國”學習平臺

      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凝結著中國文化奮進的歷史,創造了人類文化新形態。

      回首中國文藝走過的道路,1942年5月是值得銘記的歷史節點。在那戰火紛飛的歲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同志參加了全部三次會議,并在2日的第一次會議上做了“引言”,在23日的第三次會議上做了“結論”。經過整理,1943年10月19日,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全文在《解放日報》上正式發表,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集大成的第一個重大成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延安講話”)。

      “延安講話”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提升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創造的新文藝,在中華民族最危險、最需要精神炬火的時刻,實現了中華文藝的涅槃,開辟了中華文藝的新紀元,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根據新的歷史任務和歷史條件,堅持“延安講話”指明的方向,努力拓展文藝內涵和外延。日新月異的新社會、新生活,觸發新的文藝創造,涌現了一大批堪稱經典的文藝作品。之后,由于“左”傾錯誤的干擾,這一過程遭遇重大挫折。改革開放后,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黨中央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將文藝工作納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總目標,賦予文藝以更廣闊的天地,迎來了春意盎然的新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第二次飛躍,豐富和發展了“二為”方向、“雙百”方針的精神內涵,奠定了主旋律與多樣化的格局,極大地拓展了文藝疆域,火熱的生活與蓬勃的精神洋溢在文藝之中,滿足了人民群眾文藝生活的基本需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正本清源、守正創新,領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對文化事業進行系統擘畫,將文化自信納入“四個自信”,對文藝工作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北京講話”),從五個方面對文藝工作進行了系統論述。之后,習近平同志又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同志多次給文藝界回信,就文藝工作作出指示批示。這些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三次理論飛躍在文藝領域的具體體現,已經和正在對新時代文藝工作發揮巨大引領作用,必將對新時代文藝工作產生不可磨滅的深遠影響。

      在“延安講話”80周年、“北京講話”迎來8周年之際,學習兩個“講話”,領會精神實質,必將進一步推動中華文藝的偉大復興。

      一、開辟中華文藝新紀元

      要想理解“延安講話”的豐富內涵,必須先了解其產生的背景。

      “延安講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理論飛躍在文藝領域的重大收獲。這一歷史重任落在毛澤東同志身上。結束了長征這場人類歷史上曠古未有的軍事遠征和精神遠行,扼住命運的咽喉,在陜北扎穩根基后,毛澤東同志經歷了理論思考最刻苦、理論思維最活躍、理論收獲最豐富的人生階段??梢哉f,就是在陜北,在延安,在黃土高原上的窯洞中,毛澤東思想走向成熟,并逐漸蔚為大觀。據統計,《毛澤東選集》四卷共收錄159篇文章,其中有90多篇寫于延安,占總數的58%。毛澤東同志之所以把理論工作作為延安十年的重要活動之一,首先是因為到達延安后,全黨全軍正面臨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新形勢、新任務,他必須思考時局和黨的任務,必須思考中國革命的戰略和戰術問題,必須思考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問題。他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屢次遭受“左”或右的危害,給中國革命帶來重大損失,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修養不夠,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不夠。1939年,他在給何干之的信中感嘆:“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盵1]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精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時,他更是慨嘆:“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2]他下決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求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指導中國革命。他苦讀深思,寫下了大量理論著述,特別是寫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名篇《矛盾論》《實踐論》,抓住“方法論”這個牛鼻子,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難題。不僅如此,他還屢屢號召全黨學理論用理論——既要真學,更要活用。1938年12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倡議“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形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3]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任,歷史地落在毛澤東同志身上。作為思想大家、文章大家,毛澤東同志博覽群書、深思細辨,有極為深厚的文藝修養。他深諳文藝規律,能夠抓住要害,語出機杼。有些文史著作,毛澤東同志一讀再讀,且結合中國革命實踐進行精讀,其中的精華,毛澤東同志往往能順手拈來,并經常有點睛之評語;即使對通俗文藝作品,他也能見常人所未見、發常人所未發。比如,他在讀羅貫中《三國演義》和施耐庵《水滸傳》時,就指出“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進而提出“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的精彩論斷。[4]這些論斷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給革命文藝以切實指導。又如,他早年閱讀《精忠傳》《水滸傳》等中國舊小說時,就敏銳地意識到“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5]這個不正?,F象,后來閱讀《水滸傳》時,又從中看到“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6],因而在1942年10月延安平劇院成立后不久,就指示他們根據自己1937年在《矛盾論》中對“三打祝家莊”故事的分析創作劇本。[7]正是由于毛澤東同志正確地指出了中國舊戲舞臺上作為歷史動力的勞動人民長期缺席的怪現象,指出群眾在歷史創造中的偉大作用,該劇才能夠別出心裁、極富教育價值。楊紹萱、齊燕銘編導的平劇《逼上梁山》在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后,毛澤東同志看了很高興,寫信盛贊他們“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8]。

      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現實出發,認識到文藝是整個革命戰線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到延安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來抓文藝工作;隨著共產黨和紅軍立足延安,延安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和高地,許多進步青年,包括文學家、藝術家,紛紛奔赴延安。為了很好地發揮這些文學家、藝術家的作用,延安成立了許多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會、西北戰地服務團、魯迅藝術文學院、邊區文化協會、抗戰文工團、民眾劇團等,都是在他關心和支持下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時,他親臨成立大會并講話,稱贊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因為過去我們的文藝“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專門計劃的研究,進行工農大眾的文藝創作”;他進而提出:“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盵9]魯迅藝術文學院也是由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聯合發起成立的,毛澤東同志在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強調訓練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強調統一戰線是魯迅藝術文學院的作風與“藝術的指導方向”。[10]毛澤東同志還主動與延安的文學家、藝術家交往、交流,每當看到好作品問世,“他都會表現出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之情”。[11]

      在文藝座談會舉行之前,毛澤東同志就已發表了多篇關于文藝的論述、講話,闡述了革命文藝的基本原理或重要問題。比如,1938年4月28日,他到魯迅藝術文學院發表演說,再次強調文藝的統一戰線外,強調魯迅藝術文學院“要造就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派藝術工作者”,提出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大觀園”是全中國,希望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學員要到群眾中去,而且不要“走馬看花”,而是要“駐馬看花”,更要“下馬看花”。[12]1940年1月,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中,他明確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方向,并強調:“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該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盵13]這些論述與他在“延安講話”中的觀點一脈相承。有了充分的理論準備,毛澤東同志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文藝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理論的飛躍。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文藝視為人類進步事業的有機組成,視為凝聚無產階級精神、創建未來社會的必要手段,特別重視文藝之于無產階級解放的作用,重視文藝的人民性品格。與此相適應,他們將文藝視為一種具有能動性的意識形態表現形式,視為其整體批判理論的必要一環,因而高度重視文藝的能動性,即實踐品格。從這樣的思想要求出發,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視文藝的美學特質、作用。由于革命形勢的飛躍,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往前推進了一步,其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文學的黨性原則,并強調黨的文學是為勞動人民,為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為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文藝工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也向無產階級政黨提出了根本要求。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浪淘沙,馬克思主義在各種思想潮流的競逐爭鳴中勝出,成為思想主潮,成為指導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進思想。在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早期黨的領導者和理論家大力倡揚下,在魯迅為首的進步文藝家傾力支持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應運而生,并在進步文藝實踐中考驗自己,發展自己,豐富自己。這一過程極其艱難,也極其光榮,誠如魯迅所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14]。發展中的進步文藝也遇到一些深層次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先進理論如何與中國實際結合的問題,表現在具體實踐中,就是進步文藝如何與人民大眾結合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進步文藝就無法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正是毛澤東同志完成了這一歷史重任。與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一樣,毛澤東同志很少就文藝論文藝,而是將其放到革命事業全局中考慮,在對中國作出歷史定位的過程中對文藝進行定位。具體來說,就是在確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性質的基礎上,確認中國革命的目標是反帝反封建以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15]在這樣的格局中,中國文藝的歷史定位豁然開朗:“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6],“是革命總戰線中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17],必須走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道路。

      毛澤東同志將進步文藝定性為中國革命運動的有機組成,明確了進步文藝的新民主主義方向,明確了進步文藝必須經歷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的洗禮,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對象問題、方法問題、學習問題迎刃而解。從這一前提出發,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回答了“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和“如何為”的問題,明確提出,進步文藝要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服務。關于“如何為”的問題,他未拘泥于文藝內部來回答,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與人民群眾相結合,轉變思想情感和立場。毛澤東同志指出,生活是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如果能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就不僅解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情感問題,解決了文藝創作的源泉問題,解決了普及與提高等文藝工作的內部問題,而且還解決了“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解決了“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系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18],進而解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

      在這個層面上看,深入生活、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問題,不是一般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命題。這個核心命題,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那里未能展開,而是隨著社會主義運動進展,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發展,在毛澤東同志這里,在《五四運動》《〈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特別是在“延安講話”中得到了系統解答,成為在進步文藝實踐中不斷被推進的創造性活動。正是對這一命題進行了科學解答,“延安講話”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首個集大成的重要成果,成為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經典成果,從而對世界進步文藝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煥發出璀璨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在這真理之光照耀下,在歷史斗爭的高溫高壓的熔爐里,一切都在冶煉鍛造,一切都在升華涅槃?!把影仓v話”就是這文明重生的甜美收獲。

      在“延安講話”精神引領下,廣大文藝工作者革新文藝機制、健全文藝組織、壯大文藝隊伍、繁榮文藝創作,再造中華美學,開辟了中華文藝的新紀元。其最卓越的貢獻在于更新文藝觀念,釋放文藝能量,將文藝從傳統中國的宮廷、廟堂之中解放出來,將其從西方個人主義的書齋、象牙塔之中解放出來。文藝真正與無數的人和無窮的遠方有了關聯,文藝真正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在這樣的前提下,文藝在多個維度上發生嬗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中華文藝迎來了盛況空前的局面。

      秧歌,這千百年來流傳鄉里的民間娛樂,在“延安講話”精神照耀下,成為傳達時代變化的最佳肢體語言,《兄妹開荒》《夫妻識字》一演風行,從此,延安的新秧歌,大踏步地引領著人們走向新中國,歡快有力的揮舞扭動,定格為勝利、解放、新世界的表征。西方木刻版畫和中國深厚的年畫傳統,在延安的革命熔爐中相碰撞,形成延安版畫運動,迎來了彥涵、古元、力群等一批優秀的版畫家,涌現了《豆選》《割草》《離婚訴》等一批優秀版畫作品。一把刻刀、一塊木板,刻出了最生動的中國形象、最分明的中國風骨、最強勁的中國精神,難怪徐悲鴻初看古元延安時期的版畫就感嘆古元為“中國藝術界中之一卓越之天才”,預言“他必將為中國取得光榮”[19]。陜北民歌,這原本層累了農民無盡辛苦、寄寓著農民微茫心愿,因而不無酸辛、高亢熱烈、下里巴人的曲調,經歷革命文藝改造,化酸辛為甜美、變自嘲為自豪、使空想成理想,像燎原炬火,點燃了陜北,點燃了中國,唱響了“東方紅”,唱出了新生活。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因素在新生中綜合,在綜合中新生,催生了進步文藝的“高峰”之作。早在“延安講話”之前,《黃河大合唱》就把中華民族兒女追求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意志以空前激越的形式展現出來,讓中國乃至世界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無盡潛能,讓中國和世界意識到了進步文藝所開創的闊大境界與可能的高度?!把影仓v話”之后,廣大文藝工作者立足中國、面向世界,創造進步文藝經典,民族歌劇《白毛女》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它不僅在歌劇的民族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創造了“中國式的歌劇”,而且實現了精神上的升華,揚棄了封建的悲劇,將其升級為人民勝利的凱歌,在一曲“北風吹”中讓人深味舊社會的悲涼,更在“太陽出來了”的高亢旋律中讓人奮起、奮爭、奮斗,迎接明朗的未來世界。

      在進步文藝的聲聲凱歌中,中國鳳凰涅槃,迎來新生。

      二、開拓人民文藝新疆域

      “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20]隨著中國革命全面勝利,改造舊世界、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務提到了全黨面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更好地指導文藝工作的任務也提了出來,具體來說,就是團結全國各地文藝工作者,改造舊文藝、建設新文藝、建立起全國范圍內的新文藝秩序,拓展人民文藝新疆域,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服務。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可視為這一階段的開端。毛澤東同志在大會上的講話中對與會者“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21]的熱情稱謂,就是一個明確信號。周恩來、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人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也都圍繞著“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這個核心命題展開。1951年4月3日,毛澤東同志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前身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時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都是這一命題的深化拓展。繼“延安講話”激發的進步文藝熱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廣大文藝工作者在社會主義史詩、社會主義文藝民族形式、民間藝術改造等方面都繼續深耕、擴大領域,收獲多多。柳青放棄相對優渥的工作、生活條件,扎根陜西省長安縣皇甫村,創作了反映社會主義新生的史詩之作《創業史》。趙樹理不愿做文壇作家,甘做“文攤”作家,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嘔心瀝血,改造、發展民間文藝,感人至深。這些實踐至今都給我們以深刻啟示。1964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全國各方面的藝術家通力合作,集體創作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開創了歌唱、舞蹈和戲劇元素相結合的綜合性大型歌舞表演新范式。傳唱。196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歌舞團首演的《長征組歌》,以合唱的形式再現了長征艱險而光榮的歷程,展現了為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一切犧牲的偉大長征精神,以浪漫主義的藝術激情打動了一代又一代聽眾,成為我國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作品。

      但是,由于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知錯誤和“左”傾干擾,從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末,社會陷入動蕩,文化、文藝領域是重災區之一,直到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個問題才得到糾正。面對著變化了的國際國內局勢,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長期求索,明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盵22]?;谶@一理論思考,黨中央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23],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正是基于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歷史定位,基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基于我們不僅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同時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歷史要求,我們黨才能夠正確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調整文藝政策,改善文藝領導,使文藝界迎來了春天。

      1978年3月,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把“雙百”方針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會”召開,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發表祝詞,強調“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同時強調“圍繞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共同目標,文藝的路子要越走越寬;在正確的創作思想的指導下,文藝題材和表現手法要日益豐富多彩,敢于創新”[24]。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將“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確立為新時期黨領導文藝的總路線?!盀槿嗣穹?、為社會主義服務”概括了文藝工作的總任務和根本目的,不僅能更完整全面地反映社會主義時代對文藝的歷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藝規律,是黨文藝工作的根本方向。社論為新時期文藝政策調整奠定了基調。這一調整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新世紀??梢钥闯?,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利益多元的新時期,黨對文藝的領導越來越靈活,賦予文藝工作者以更大的自由,但同時必須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這期間,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尤其值得重視的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文藝越來越疏離主流價值觀,忽視社會效益,甚至出現一些散布腐朽思想、頹廢情緒以及傳播封建迷信、渲染色情暴力的東西,危害黨和人民事業,損害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迷失方向的風險,任由這種傾向發展下去,勢必會影響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前途。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黨進一步優化文藝政策,提升管理水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主旋律”與“多樣化”的口號,經過文藝戰線上一些領導者和理論家的深入研究、總結,內涵不斷豐富。1994年,江澤民同志在《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是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具體體現?!彼€對“主旋律”的內涵作了具體闡述,指出:“弘揚主旋律,就是要求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導下,大力倡導一切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一切有利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一切有利于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導一切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同時強調“精神產品的生產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勞動,需要專家、學者和文藝工作者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應該尊重和愛護他們的辛勤勞動,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雙百’方針,努力形成一種鼓勵探索與創造的良好環境和氣氛”。[25]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向前推進,文藝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黨的十六大后,胡錦濤同志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認清時代和人民賦予的神圣使命,以國家發展和民族進步為念,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把藝術創作融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實踐,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反映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人民創造,奏響時代主旋律”。[26]“主旋律”與“多樣化”作為黨領導文藝的基本方法被確立下來,對新文藝格局的形成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國文藝事業、文化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極大地拓展了人民文藝的疆域,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歷程在文藝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反映。

      在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中,既有激動人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輝煌場景,又有中國人民默默無聞而又步履不停的求索身影,如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就以一滴水反映整個太陽光輝的方式告訴人們,科學的春天是怎樣來到中國又是怎樣普照中國大地的。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不僅以熱情飽滿的筆觸展現中國人民迎接新生活、創造新生活的豪情,而且以恢弘壯闊的畫面再現了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苦難輝煌歷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制片廠推出的電影《大決戰》(三部六集),全景地展示了那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決戰,告訴人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自何處,又將走向何方。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既熱情滿懷地謳歌集體事業,歌頌集體主義精神,又情真意切地關注“平凡的世界”中的普通勞動者,講述平凡的人物并不平凡的故事和精神,鼓舞全體中國人同心共情、攜手并肩、勉力向前。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以多種多樣的形式立體地展示了中國人民日益舒展的生活、舒暢的心情、舒心的日子,比如,一聽到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我們就充滿憧憬和力量,感受到時代旋律的交響。

      在“春天”的美妙旋律中,中國走進新時代。

      三、開啟偉大復興的文藝新征程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重視文藝工作的政黨。習近平同志尤其重視文藝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站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全局和戰略高度,親自謀劃、部署、指導推動新時代文藝工作。2014年親自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2016年出席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2019年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2020年出席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2021年出席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都發表了重要講話;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把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作為標題性段落加以闡述。習近平同志2017年給烏蘭牧騎隊員回信,2018年給電影表演藝術家牛犇寫信、給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2019年致信祝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成立70周年,2020年給中國戲曲學院師生回信,2021年給中國國家話劇院藝術家回信,還針對文藝界相關藝術門類存在的問題作出許多重要指示批示。

      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新飛躍,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新境界,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是指導新時代文藝發展的定盤星和指南針,是開創新時代文藝工作最新最權威的教科書,為繁榮發展新時代文藝指明了方向。

      習近平同志重視文藝工作,是基于對黨情國情世情的深入思考,基于對人類歷史處于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洞察,基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歷史方位的科學錨定。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習近平同志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就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人民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正是在這一新的歷史方位中,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凸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屢屢強調文化工作的極端重要性。2012年11月15日履新當天,會見中外記者時,習近平同志就談到文化問題,談到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培育了歷久彌新的優秀文化。此后,文化問題,特別是文化自信問題就成為習近平同志論述中的關鍵詞。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更是創造性地拓展了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自信”,將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一起納入“四個自信”,并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27]習近平同志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三大來源進行系統梳理,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盵28]這一理論創新不僅提高了文化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強調了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基礎作用,而且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質和文化理想。

      特別發人深思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同志舉旗定向,親自謀劃、指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鮮明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9],科學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基因和特質,辯證揭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的關系,精辟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推進治國理政等基礎、根基、血脈、源泉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借鑒、滋養、啟迪意義,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中的紐帶作用、認同功能,闡述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須堅持的方針原則和目標任務,突出強調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時代使命和責任擔當,明確要求深入挖掘闡發傳統文化精髓、構建中國文化基因理念體系、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精神標識,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論述,把我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地位作用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迎來變革性實踐,取得突破性進展、標志性成就,使中華文脈在賡續傳承中弘揚光大,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影響力,增強了中國人民內心深處的自信自豪。

      正是對文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理論升級,使文化自信和文藝創作的關系問題成了新時代必須思考的重要理論命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和魂,關系著民族的生死和未來,必然為文藝提供豐厚滋養和長足動力,決定著文藝作品的生命力。但在看到文化對于文藝的滋育功能時,也要看到文藝對于文化能動的反作用,看到優秀文藝作品是文化最可靠的來源,看到正是一代代文藝名家創作的優秀文藝作品豐富豐滿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形成悠悠文脈,維系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文藝還是決定文化質量的重要手段。如果一個國家能夠持續不斷地創作出大量優秀文藝作品,那么這個國家的文化質量必然會持續提升,成為文化大國、文化強國、文化名國,反之亦然。中華民族之所以百折不撓,歷千難萬險而屢獲新生,正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無數文藝家以筆為旗,動心用情,創作了大量優秀文藝作品,照亮了民族前行的路。

      正是在這樣的辯證關系中,習近平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殷切期望得以彰顯,新時代文藝工作的使命要求得以彰顯,那就是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能夠敏銳地意識到世界歷史的大變革,清晰地認識到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歌與呼,用創作匯聚起澎湃的中國力量,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與歷史上相比,我們面臨的任務更艱巨、挑戰更艱難。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世界局勢,是全球變化。我們的文藝工作不僅要面對國內需要和挑戰,還要面對國際需要和挑戰。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全球交往如此發達,“世界文學”好像就在眼前,但也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一樣,全球交流變得如此困難。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同志在“北京講話”中才開宗明義,提出自己是在世界發展大勢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格局中審視文藝工作。只有在這樣宏闊的理論視野中,文藝的作用、文化的作用才洞若觀火、歷歷分明:“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盵30]

      這首先涉及文化領導權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理論命題,這一命題提醒我們,與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的競爭不同,文化領導權之爭是一場更為長期而艱巨的競爭,其開展方式往往隱而不彰,其后果也往往潛滋暗長、影響深遠,因而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長治久安須臾不可忽視的重要領域。這也提醒我們,中國雖然已經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經過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和發展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但文化領導權之爭不僅并未因此而結束,毋寧說變得更激烈,形勢也更嚴峻了。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意識形態包圍、滲透和顛覆從未停止,而且,與經貿、科技等領域的斗爭結合在一起,愈演愈烈。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我們也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群眾需求日漸提高、訴求日益多元等問題,面臨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沖擊等問題。在文化領導權競爭中,文藝的作用不可或缺。當一個民族、國家的文藝能量充沛、深入人心時,黨對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領導權必然穩固。反之亦然。正因為如此,在“北京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才一再強調中國精神,強調文化自覺,強調文化自信,并對文藝領域存在的“‘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問題,對“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的問題,對“套用西方理論來裁剪中國人的審美”的問題提出警示。[31]因為我們今天穿行的是歷史峽谷般的百年變局,異常復雜峻急的全球結構,在這樣的全球結構和價值空間中,所可能遇到的湍流逆浪、暗礁險灘,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爬坡過坎、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所要承受的壓力和挑戰,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為此,需要廣大文藝工作者凝神潛心,創作大量優秀文藝作品,講好中國故事,提升文化軟實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強基固本。

      這還涉及人類文明交流問題。中國共產黨是秉承、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政黨,不僅承擔著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重任,還承擔著為人類進步事業奮斗、為人類文明發展奮斗、為建設人類共同價值奮斗的重任。為此,中國不但一再呼吁世界各國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且以自己具體生動的實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中國經驗。因而,以生動的筆觸描述中國豐富多彩的實踐,特別是當代實踐,以中國故事參與世界文明敘事,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促進世界文明互鑒,克服文明沖突,文藝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正因為如此,在“北京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才稱文藝是“世界語言”,才語重心長地提醒廣大文藝工作者,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世界人民想了解中國、認識中國,這一需求十分巨大,光靠正規的新聞發布、官方介紹,靠外國民眾來中國親身感受遠遠無法滿足,“而文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說,一篇散文,一首詩,一幅畫,一張照片,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一曲音樂,都能給外國人了解中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32]由此可見,他對這個問題是多么的關心。

      當然,這更涉及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的,經歷長期奮斗,我國總體實現小康,基本滿足人民群眾生活需要,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各項事業全面開啟,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這不僅在宏觀上對文藝工作提出了“提升發展質量”的要求,而且也切中了文藝領域的內在問題:經歷新時期以來的調整,我國在文藝創作、生產等方面取得了極大成績,特別是數量方面更是取得了長足進展,跟改革開放初期供應不足的情況相比,有霄壤之別,但隨著數量激增,一個問題也凸顯出來,那就是文藝作品、產品質量相對不高,優秀文藝作品數量較少,更有甚者,存在嚴重問題,“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33]

      文藝尤其重視質量,一部優秀文藝作品的影響力勝過千萬部一般的作品。正因為如此,在“北京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才直言在文藝創作方面“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34]。而這又與社會上道德失序、文化失衡、文明失意等現象密切相關,容不得半點忽視。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同志才格外重視文藝作品質量問題,直言“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要求“把創作生產優秀文藝作品作為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勸誡廣大文藝工作者以創作為中心任務、以作品為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35]

      這一切都歸結到一個問題上: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特別是“北京講話”,是一個有機整體,總體看,貫穿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創作優秀文藝作品問題,即指引廣大文藝工作者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創作出越來越多的優秀文藝作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艱難而壯麗的事業注入強勁的精神動力與情感能量。如果將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置于黨和國家文藝政策發展史中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習近平同志對創作優秀文藝作品問題是何等的重視,是他首次將創作優秀文藝作品問題提到戰略高度予以強調?!氨本┲v話”單列一部分,拿出五分之一的篇幅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從文章格局上看,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這是第一次。他還一以貫之地關注這個問題,一再強調這個問題。習近平同志對優秀文藝作品的評價尺度、優秀文藝作品的作用、影響優秀文藝作品創作的主要問題等進行了系統論述,思考之深,可謂空前。在歷次文藝工作講話中,習近平同志總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勉廣大文藝工作者全心全意創作優秀文藝作品,可謂苦口婆心、自成體系,其中深意,發人深思。

      實際上,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內在邏輯使然。優秀文藝作品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一個核心命題,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必須直面的關鍵問題。從文藝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用出發,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始終高度重視文藝作品質量,總是從美學的和歷史的高度出發討論文藝問題,總是希望無產階級能夠誕生自己的但丁。與他們一樣,毛澤東、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十分重視文藝作品質量,但由于中國獨特的國情和特殊的歷史原因,具體來說就是,在革命時期,進步文藝是在一窮二白、一無所有的戰爭環境中發展的,始終面臨著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制約,因而毛澤東同志在思考文藝問題時,首先關注的必然是普及問題,是文藝如何進入人民群眾現實生活世界的問題。正因為這樣,他才創造性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的難題。與毛澤東同志一脈相承,鄧小平同志在新時期領導、指導文藝政策調整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拓展人民文藝的內涵問題,是如何豐富發展人民文藝的問題,是解決人民群眾精神食糧匱乏的問題。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夠解決新中國成立后困擾文藝工作的老大難問題,解放、發展了文藝生產力,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群眾對文藝的需求問題。在這個脈絡中觀察,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創作優秀文藝作品問題的理論價值就凸顯出來:這既是對新時期以來我國文藝發展現狀進行科學研判的結果,即發現文藝作品質量已成為制約新時代文藝工作的核心問題后作出的針對性部署,同時這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歷程進行重新定位的結果,即經歷了革命、建設、改革階段,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導下,我國文藝工作已解決了助推中國革命、改革開放的任務,到了提質升級,助力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新階段,因而作品質量就成為這一理論的核心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習近平同志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第三次理論飛躍在文藝領域的具體體現。

      結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習近平同志“北京講話”發表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與黨同心同德、與人民同向同行,圍繞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圍繞著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圍繞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矚目時代發展的生動圖景,傾聽時代發展的堅定足音,把握時代發展的活躍脈搏,在文藝創作、文藝活動、文藝惠民等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取得豐碩成果。特別是圍繞著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等黨和國家重大活動,圍繞著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重大主題,圍繞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風險挑戰等,傾情投入、用心創作,推出大量優秀作品,開展系列文藝活動,發揮了聚人心、暖民心、強信心的作用。更令人高興的是,出現了電視劇《北平無戰事》《山海情》《覺醒年代》、歌曲《不忘初心》、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孔子》、電影《流浪地球》《長津湖》《我和我的祖國》、舞蹈詩劇《只此青綠》等既獲得專家好評又得到廣大觀眾喜愛,持續引發轟動效應的精品力作,顯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強大魅力與強勁生命力。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和電視劇《覺醒年代》,讓我們重溫信仰的力量、理想的魅力,使之果真如“電波”一樣,跨越遙遠的時空,逶迤而來,再次躍動在中國大地上,并永遠傳續下去。電視劇《山海情》讓我們看到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多么的堅韌不拔,讓我們看到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付出了多么艱辛的努力乃至犧牲,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代表,從黨員干部到知識分子,再到每一位普通勞動者,在這個改造中國、改造社會,也改造自己的實踐中是多么的美麗,其形象令人淚目。舞蹈詩劇《只此青綠》則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中再現了中國人民追求文明對話,創造情感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詩意歷程,在美輪美奐的舞蹈動作中讓我們體驗文化之美、中國之美。更震撼的是,舉全國文藝界之力創作了大型情景史詩《偉大征程》,以空前強大的氣魄、空前開闊的時空、空前絢麗的方式,回顧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以來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奮斗新時期、開啟新征程的壯闊歷程,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辟新道路、建設新生活、創造新文明的非凡業績,振奮了全黨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信心,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中國人民的美麗姿容、中國精神的開放包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最重大的文藝收獲。

      盡管已經取得了以上成績,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文藝工作提出的新使命要求相比,我們的文藝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精品力作數量還是較少,沒有建立起穩定的優秀文藝作品創作、生產機制,還未形成優秀文藝作品競相迸流的局面,文化自覺意識需要繼續提升,文化強國建設依然任重道遠。為此,廣大文藝工作者仍需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延安講話”精神,認真學習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用心感悟、用情創作,盡快推動形成優秀文藝作品涌流的新局面,鑄就新時代文藝高峰,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執筆人:韓子勇、魯太光;祝東力、喻靜參與討論修改)

      2022年5月10日定稿

      [1]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哲學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8頁。

      [2]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哲學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4頁。

      [3]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頁。

      [4]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文學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6頁。

      [5]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文學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9頁。

      [6]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文學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頁。

      [7] 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文學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7頁。

      [8]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78頁。

      [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頁。

      [10]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11]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3頁。

      [12]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7、19頁。

      [13]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頁。

      [14] 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0頁。

      [1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頁。

      [16]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頁。

      [17]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頁。

      [1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5頁。

      [19] 曹文漢:《古元傳》,吉林美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20]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9頁。

      [21]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第3頁。

      [22]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

      [23]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頁。

      [24]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0—211頁。

      [25] 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講話》,《人民日報》1994年3月7日。

      [26] 胡錦濤:《在中國文聯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 年11 月23 日。

      [27] 習近平:《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頁。

      [2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2頁。

      [29] 《求是》2021年第14期。

      [30]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5—6頁。

      [31]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28、32頁。

      [32]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9、16、17頁。

      [33]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10頁。

      [34]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10頁。

      [35]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8頁。

      (轉載需注明來源:江蘇智庫網)
        編輯:蔡陽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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